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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代行全国人大职权,但为何人民政协不以成为国家权力机关为目标

2019-11-04 11:14:23   【浏览】2879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70周年。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标志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诞生。自70年前成立以来,CPPCC经历了起伏,一直在努力前进。它的政治地位随着时代的潮流发生了几次变化。然而,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CPPCC政治地位的转变甚至深化始终遵循一个重要的逻辑,即不是为了成为一个国家权力机关,而是努力适应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民主发展。

1949年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满足尽快建立新政权的需要

1949年,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时,它接管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和权力,通过了一项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从而确立了它作为临时国家当局的政治地位。根据中国共产党1948年提出的“五一”口号,成立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初衷是“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然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然而,由于形势的压力,迅速召开普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在讨论关于召开新CPPCC的各种问题的协定草案时,有人建议新CPPCC应组成一个中央人民政府。这一建议得到了方案协调会的确认,并逐渐成为共识。结果,CPPCC直接产生了中央政府。

“代理”是指暂时代理,这意味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从一开始就不是国家权力机关。这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组织法》中有明确规定。前者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后者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全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要是为了满足迅速建立新的中央政府的政治需要。

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各党派的协商机构”,“它可以容纳许多人讨论问题”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失去了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想法是,既然NPC已经召开会议,宪法已经颁布,CPPCC就没有必要存在。另一个想法是仍然将CPPCC视为一个政治权力机构。”对此,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都表达了明确的态度。首先,拥有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机关并不妨碍CPPCC进行政治协商。“CPPCC仍将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个组织而存在,并将在未来继续发挥其作用。”第二,“CPPCC的性质不同于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如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也变成一个国家机关,那么就会有一个国家和两个公职人员,这是不好的。有必要根据各自的职能和权力来区分它们。”这清楚地表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CPPCC仍然需要存在,但它不是“一国两制”,而是“二元制”。CPPCC不仅是一个人民组织,而且是所有政党的协商机构和统一战线组织。它的重要功能是“容纳许多人讨论事情”

改革开放新时期: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它也是CPPCC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是否有必要恢复被推到解体边缘的CPPCC?作为一个“统一战线组织”,这种独特的组织属性应该改变吗?1978年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标志着CPPCC的恢复。会议开始时批准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肯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组织属性。

1979年6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邓小平重申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组织属性,指出CPPCC的“任务十分光荣,工作充满希望”在此之前和之后,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CPPCC)全国委员会应通过修改宪法改为“参议院”,CPPCC和现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组成两院制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邓小平不同意这一点。他多次强调,一个国家的具体制度和民主形式应基于该国的具体现实。“西方民主是三权分立、多党选举等等。我们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做,但中国大陆不实行多党选举、三权分立和两院制。我们有一院制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是最符合中国实际的。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一制度将对国家繁荣大有裨益,并避免大量参与。”显然,恢复政协工作后,CPPCC的发展方向不是成为像全国人大这样的国家权力机关,而是继承和坚持统一战线的组织属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大政治服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事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紧密交织在一起。深化CPPCC政治地位不仅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本质要求。CPPCC的政治地位及其对中国民主政治生活的适应性,不仅体现在大团结和大统一战线的功能属性上,还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坚持和发展基本政治制度的维度。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逐步成熟和完善。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界定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从制度运行和实践的角度来看,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发展形成的民主政治生活实际上是党的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三大政治生活的有机统一。在当代中国,实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有多种形式,但CPPCC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是实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制度和制度载体。CPPCC工作的核心目标是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和党的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三大政治活动的有机统一。

二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维度。邓小平曾经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越发展,民主就越发展”。然而,中国的民主有其自身的运行逻辑和特点,绝不是西方投票民主的翻版。1991年3月,江泽民在“两会”领导成员会议上指出,“人民通过选举和投票行使权利,人民内部各党派在选举和投票前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问题达成共识,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条重要途径。这是西方民主无法比拟的,也超出了他们的理解。两种形式比一种更好,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工作的意见》和2007年《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进一步明确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在当代中国,协商民主不是选举民主的必要补充,但与选举民主一样,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人民政治协商会议(CPPCC)是社会各界广泛讨论和讨论问题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民主是CPPCC工作的两大主题之一。一切工作都是充分体现和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的优势。

第三个维度是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方面要通过不断改革,使制度的各个方面更加科学完善;另一方面,要注重执政能力建设,善于将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执政效率,提高党的科学、民主和法制执政水平。促进和深化人民政治协商会议(CPPCC)的工作,与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和现代“治理”理念是十分一致的。它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其基本职能、工作原则和活动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有利于推进党的科学、民主和法制治理。

(作者:中共上海黄浦区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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